1840年以来，中国与西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接触，纵观这180多年，中国的主要做法是学习、贸易，以及斗争和反抗，很多斗争和反抗是很激烈的，包括穿插了战争。但是总体上，中国与西方越来越接近了，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基本上，或者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体系。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斗争也从未停止过，有时还很尖锐。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带领西方对华进行了大规模制裁，其他斗争更是此起彼伏。但是中国与西方“不打不成交”，直到疫情暴发前不久，仍然可以说“越斗越紧密”。现在中国与美西方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这个高峰远不及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我希望并且愿意相信，经过这一轮的斗争，历史看到的结果仍将是中国与美西方更加走近了，而不是美国一些极端精英宣扬的“脱钩”被最终坐实。
“脱钩”将导致中西方共同的损失，但对我方的综合风险更大，对这个问题的评估要实事求是，不能赌气。
在过去的近200年里，中国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东西，我们也学习了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但是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知识贡献无疑是最多的。西方直到今天仍然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最大产生地，中国与西方保持紧密联系仍将长期有助于我们这个超大社会不断汇集深入现代化的物质和思想资源。
我要特别强调，融合不光是纯学习、纯合作，斗争、甚至有时激烈对抗也会促进文化的融合，因为对抗会迫使双方发现并学习对方更加先进的东西，补己之短，实现最终胜利。我们要深刻认识融合与斗争的辩证关系。
我们要在观念上真正树立起维护中西长期关系对我们十分重要的认识，并且在这一战略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与美西方的各种交流和博弈。其实国家专业外交团队在这方面是非常清醒的，但是现在互联网上冲动的东西不断增多，逐渐形成了中国社会崇尚对外强硬的一种印象，宣扬“势不两立”很有市场。这肯定会对官方采取灵活对外姿态形成一些制约。因为一个官员对外说什么话，不能不首先考虑国内互联网怎么看他。
在民间，我们大概需要一点思想整理。我们与美国和它的主要盟友做斗争，决不是要把它们搞成中国的敌人，它们那里的极端精英树中国为敌，我们也不能接。斗争是就事论事的，是要解决某个具体或重大问题的，但是对西方社会的友好态度，需要是长期的，随时兼容的。现在是21世纪，中国已经相当强大，需要这样的国民态度与之对应。尤其是在当前这个特殊阶段，我们需要对维护中外、特别是中西关系多做出一些努力，这不丢人，它们展现的是我们的胸怀，符合的是我们自己的长期利益。
中国决不能落入美国极端政治精英的圈套，在与美国一来一去的互动中朝着“脱钩”越走越远，我们的行动方向一定要指向相反目标。中国的对外关系需要由各种力量扮演不同角色，互联网上决不应形成只有坚定“反美反日”才是爱国主义的压倒性舆论，从而堵塞我们多管齐下的对外博弈空间。我们的对外关系不是表达爱国的竞赛，斗争要有策略和战法，要以斗争谋和平共存，以斗争维系应有的合作。即使发生临时对抗，也是为了巩固红线，打击对方某一方面的嚣张气焰，逼对方回归理性与合作。
要让那些从事对外友好交流和开拓合作的人放心大胆去做，不断提供中美和中西之间新的粘性。不能让那些人在对外交流中的一句话、一个行为被揪住，当成“卖国”被批判。
中国社会不该有“爱国”与“不爱国”的过度争论。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身为中国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人、工作和事业，财产都在中国的那些人，凭什么不爱国啊？不爱中国他们爱谁去？各说各的话，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保持一个围绕中国国家利益多元平衡的舆论场，形成必要斗争同时对所有国家人民都充分友好的社会舆论面貌和行动体系，这才是一个应有的局面。